“无论真相如何，他们永远站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对立面” R.I.P
正好想起来福柯在《话语的秩序》里的段落，找来回应一下。
“对于公元前6书记的希腊诗人而言，真实的话语（就这个词增强意义而言），即激起崇敬和畏惧的话语；因其具支配力故而人民必须服从的话语，乃是由有权言说之人根据一定仪式来表述的。”
“然一个世纪以后，最高真理便不再取决于何为话语或话语所为，而在于它所说为何：这一天来临了，真理与仪式化的、行之有效且公正的言语行为相分离，而转向言说（utterance）本身，其意义、形式、对象，以及其与所指的关系。”
“这一历史的区分也许赋予了我们求知意志以普遍形式。然而它从未停止过转变：有时科学思想上的巨变也许能被认为是新发现的结果，但也可视为真理意志新形式的出现。毫无疑问，19世纪的真理意志与典型的古典文化时期的求知意志是不同的，不管是在所采取的形式上，还是在研究对象，以及其赖以为基础的技术上。回溯稍远一点：在16世纪末期（尤其是在英国）出现了一种求知意志，为其预想的实际内容构画出了可能的、可观察的、可测备、可分类对象的各种框架；这种求知意志在一定意义上先于一切经验把某种位置、某种视线和某种功能（是观察而非阅读，是证实而非评论）强加在认知主体上。这是一种受技术水平（但以一种普遍的方式而不是由特定的工具）规定的求知意志，此种技术水平要求知识必须投入进来以便能被证实和变得有用。”
“真理意志，如同其他排斥系统，得依靠制度的支持：它由各层次的实践同时加强和更新。教育自不必说；还有图书系统、出版、图书馆；过去的学术社团和现在的实验室。但它无疑亦在更深的层次上被一个社会里运用知识、评估知识、分配知识，以及在某种意义上归属定性知识的方式所更新。”
科学大量的为我们揭示了世界的“真”，而科学的产物科技则让我们成为这种“真”的受益人（或欠债人），所以我们抑或我们的先辈歌颂“科学永真”。“真”的语言形式发生了变化，但是其所具有的权力在人的观念中是并未改变的。
米歇尔-福柯在《疯癫与文明》一书中所阐述的，科学语境下的精神病院的场景，精神病人的状态被社会看作一种非正常的精神状态（正如他们被称呼的那样），对于病人的控制不再限制于肉体的惩罚与酷刑，科学化身心理学与心理病理学对疯癫开出最后的通牒，它用一整套的行为以及精神上的约束，蛮横地将病人拖入社会与道德价值当中。
但在此之下埋藏愤恨。哭求真实性，为现实，即便我们表现得越来越随同他们的语言、他们的分类，即便是在我们对抗他们的反抗中。它埋在我们的文学中，在泰戈尔和其他人中；它埋在我们的adda5中，新与旧之间、现代与前现代之间无穷挣扎的张力。在这些断层中，在狂怒与愤恨的哭喊中，在我们对旧的憎恨与对新的憎恨中，只遵从嚎之法的混种诞生了。Lāla Rājā诞生了。
他为何要为被遗忘的时代哭喊？他是英国的农夫仰望红色的天空，是孟加拉寡妇的哭泣与断头，是阿兹特克祭司的掏心。它是所有这些变形为现代性自身毁灭的东西，就如现代性对一切所做的一样。他是抵抗，愤恨，是曾经所是的一切憎恨现今所是的一切。
我们曾经满是善与恶以及两者的混合。世间的美丽与快乐，挣扎与头疼还有现实。但现在我们我们近乎失去了一切——除了我们的狂怒。狂怒是我们所仅剩的。于是王来了。被毁灭的、被遗忘的以及被压制的发出嚎叫。他唯一的目的就是去毁灭、强暴、残害、奴役和蔑笑，蔑笑让敌人在面前哭泣的王之蔑笑。